2017年3月，流坑废墟。聂作平/摄

流坑：凝固的传统中国

导读

江西抚州市乐安县的流坑村，以其历史上昌盛的科举文化、融于自然的山村环境、别具一格的村落布局、积厚流广的宗族遗存、绚丽多彩的乡士文化等，被誉为“千古第一村”。作者把流坑村称为凝固的传统中国，他从风水人文、聚族而居、耕读传家等方面，为我们展现出一个典型的传统中国侧影。从董合迁居流坑的南唐，到作者走进流坑的这个春天，1000多载的岁月弹指而过，但这里曾经是传统中国的一个标本，那些从前的宗族血脉与耕读传家，如今还余下满村的民居、祠堂、牌坊、书院、戏台和庙宇，仍可见证在这方土地上，我们的先人曾经有过属于他们的诗意栖居。

三月，杏花春雨江南。青黛的山原之间，弥漫着又轻又薄的雨雾，稍高的山岭上，一团团乌黑的积雨云不易察觉地移动。当我走过那条长长的大桥准备进入村子时，站在高处，我看到了从桥下淌过的河水。河水浊黄，显是拜近几天连续雨水过后的山洪所赐。湍急的水流打着无声无息的漩儿，急速奔向远方。江面不算宽，但足以容纳下那种身子修长的木船。一条坑坑洼洼的路，偎江蛇行。靠江一侧，高大的香樟树刚吐出一批新芽，被雨水洗得又亮又嫩。另一侧，新修的民居间隔里，是一些古老的、正在走向破败的老建筑。一座老建筑前，从前的花园位置，种满了豌豆，紫色的豌豆花迎风摇动。

我想起了480年前的那个冬天，当徐霞客走进这座村子时，见多识广的旅行家也惊讶于它的繁华与富庶了：他没想到这座村子人烟如此稠密，建筑如此整齐，商业如此繁荣，世居的董家如此曲折而显赫。为此，他写道：“其处阛阓纵横，是为万家之市；而董氏为巨姓，有五桂坊焉。”

5分钟后，像徐霞客那样，我也走进了村子。我眼前出现了一条条幽深的小巷，脚下，鹅卵石铺就的路面光滑坚硬；头上，高耸的马头墙层层叠叠。阁楼临空，门洞深邃，不时可见一些庭院上方悬挂着古老的匾额，散发出质地沉重的暗光。恍惚间，我好像走进了几百年前的传统中国。

这个村子叫流坑，江西乐安流坑；那条环抱村庄的河流叫乌江，赣江的支流乌江。

2017年3月，流坑村老街。聂作平/摄

风水：万物生长

自古以来，中国人在修房造屋时总是非常在意风水。以往，风水被当作封建迷信加以批判。其实，如果剔除了其中的神秘主义，从总体上说，风水寻求的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大到一座城市，小到一座村庄，它们的选址和布局，无不遵循这一大原则。而流坑村，堪称中国古村落里讲究风水的典范。

静水深流的乌江在吉水汇入江西第一大河赣江。当它还流淌在流坑一带时，江流曲折迂回，倒映着香樟、白鹤和青山的影子。从远处观察，乌江呈扇形，三面环绕流坑，村子的另一面，是逶迤的群山。这样的地理结构，决定了流坑村是一个事实上的半岛。从风水上说，流坑东部是平坦开阔的山间盆地，西部是起伏的山丘，整个村庄呈西高东低之势；东部更远处，东华山展列为屏，正好符合“枕山，环水，面屏”的风水要求。

据世居流坑的董氏家族的有关记载，董氏最早开基于附近的白龙塘，因犯风水之忌，后来听从了堪舆大师杨筠松的建议搬到现址。也就是说，从杨筠松时代到今天，流坑村已经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

唐末五代人杨筠松是一个被民间半神化了的学者，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就是地理和风水。一种说法是，他在公元900年，也就是大唐灭亡前7年即已去世，因而不可能南唐时还出现在江南。不过，在另一些说法里，杨筠松在唐朝灭亡后，先是避居昆仑山，后来又漫游江南，以他丰富的地理堪舆学说，为世人所敬重。那一年，就是在杨筠松的指点下，流坑董氏的一世祖董合举家搬迁到了风水上佳的流坑。

山水形胜是大自然的馈赠。流坑有山有水，有照有靠，古人称赞它：“天马南驰，雪峰北耸，玉屏东列，金绛西峙”。如今我看到的流坑村，尽管历尽沧桑，人歌人哭，年来岁往，但周边的环境与1000年前相比，并没有太大变化。对风水的讲究，也造就了流坑村的另一番景致：遵照杨筠松指导，董氏家族在村子里挖了7口池塘，并将乌江水引入塘中。每两口池塘之间，都有一座桥和码头贯通，每个码头又连接一条古街的巷口。这种奇特的结构，称为活水排形。目的是让整座村庄都处在清流相通、清风相拂的与大自然相亲相近的良好环境中。

就是纯用地理学来解释，流坑的选址同样深具慧眼。所谓坑，是江西方言，意为小盆地。赣中一带，山脉纵横，这些山海拔并不高，但林木苍翠，常有云气氤氲。山与山之间，总是分布着一个又一个的小盆地，也就是当地人所说的坑。诸如流坑、上坑、蕉坑、高坑。

农业时代，寻找流坑这种四面环山却又有水路通出入的地方安居乐业，乃是不二之选：其一，小盆地里有肥沃的耕地，山岭间有丰富的竹木和其他山货；其二，封闭的群山是安全的有力保障；其三，迂回的江流不仅有灌溉之利，更有舟楫之便。

流坑董氏家族的族谱记载，他们乃是西汉大儒、曾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的后裔，而唐代宰相董晋则是他们的先祖。唐末战乱频仍，董晋之孙董清然从安徽迁到江西，董清然之孙董合再迁流坑。

当董合率领族人在流坑落户时，远近都还是罕有人烟的荒山野岭，书面的说法是：“榛篁森翳，人莫有居者”。那时候，正值五代十国这个兵连祸结的大动乱时期，青山挂虹、碧水照影的流坑，它的以阴以雨的温润，它的远离动荡的安宁，无疑是一方理想的栖息之地。在这里，董氏家族很快人丁兴旺，瓜瓞绵绵，从而让一段鲜活的传统中国凝固在了赣中腹地的青山绿水之间。

聚族：血脉相亲

王安石那篇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的《伤仲永》说，江西金溪有个叫方仲永的天才小孩，从来没上过学，有一天忽然要父母给他纸笔，他要作诗。父母借邻居的纸笔给他，5岁的方仲永竟当即作诗一首，这首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养父母好理解，收族是什么呢？收族，就是团结族人。

一个5岁小孩能提出团结族人的主张，不是他有多么聪明，而是宗族的影响早在宋代即已妇孺皆知。

在儒家文化的化育下，古代中国一直有聚族而居的传统。四世同堂、五世同堂或是兄弟数十人不分家，几百人同在一个屋檐下歇息，同在一口锅里舀饭被传为美谈。这一点，汉代学者班固的《白虎通》就说过：“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

聚族而居的动力，一方面来自精神层面的追求；另一方面则是生存所需。生产力欠发达的年代，一些相对重大的工程，不可能依靠少数人来完成，要团结更多的人，如果没有政府作主导，很显然，同姓同宗更容易因血脉关系而被联系在一起。此外，兵匪纵横的大背景下，同宗同族居住在一起肯定要比五姓杂处安全得多。这样，中国的许多地区，都有不少以姓命名的村庄，诸如王村、张庄、李堡、赵家大院。

据此，其实，流坑村的名字应该叫董村。因为，1000多年里，董姓一直是这里的主导。甚至，如果按以往的说法，董姓几乎就是这里的唯一姓氏：虽然先后有他姓迁入，但所居时间不长，又一一迁走。至于嫁到流坑的非董姓女子，在传统观念里，她们也是董家人。

在流坑村北部的陌兰洲，乌江畔的屋舍之间，我寻找到了一大片空地。空地上，耸立着一对威武的石狮，石狮背后，几根高大的石柱直刺苍穹。看得出，这是一座高大建筑的遗址。当地人把这里称为流坑的圆明园。90年前，这里矗立着一座令流坑人心生敬畏的、同时也是董氏族人向心力与凝聚力标志的建筑，那就是董氏大宗祠。

宗祠又称祠堂。作为宗族的象征，它是供奉祖先灵牌和祭祀祖先灵魂的神圣之地。这座仅剩下石狮和石柱的董氏大宗祠，它奉祀的是流坑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定居流坑的一世祖董合。

不过，最早的大宗祠位于如今已不可考的杏林之墟，后来毁于兵火。明朝嘉靖年间，重建于陌兰洲。历时300多年后，再次毁于兵火。从《大宗祠谱图》里，还能看到这座流坑曾经最雄伟、最豪华的建筑的平面图。至于当年的雕梁画栋，高墙深院，却只能依靠想象力去还原了。那几根高达8米的修长石柱，作为一个逝去时代的见证，却如同石狮一样，无法开口向我们讲述那些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沧桑巨变。

树大分桠，儿大分家。随着时间发展，当宗族繁衍到一定规模时，除了祭祀董合这个流坑董氏的共同始祖外，各支系也开始祭祀他们的祖先。这样，大宗祠之外，若干支系也纷纷建起自己的小宗祠。据记载，到道光十年(1830)时，全村的宗祠已多达83个。当我在流坑村里缓缓而行时，我不时看到一些高大而破旧的老建筑，它们便是当年庄严肃穆的小宗祠，那些流坑发展史上有过推动之力的董氏先祖们，他们的灵魂曾经栖息在飞檐画栋的怀抱中。

宗祠在供奉和祭祀之外，还具有若干重要功能。在皇权不下县的古代中国，代表皇权统治的最基层地方政府是县，县以下的亭、里、村的长官都由有名望的乡绅担任，但不是朝廷命官。更大程度上，乡村社会大抵通过宗祠来实行自治。因此，每一个宗祠都要确定主持祭祀的宗子和管理全族事务的宗长。在各自家族的宗祠，族人的成人礼、婚礼和丧礼绵延不绝，年复一年，代复一代。此外，宗祠还是执行族规家法的地方，族人之间发生矛盾，都要到祠堂解决。在某种程度上，一座座规模不等的宗祠，就是一座座管辖大小不同的衙门。

一般来说，每个宗祠都有土地、房屋等产业，它属于同一宗祠的族人共有。利用这些产业，有的宗祠开办学校，培育本族子弟，因而在促进地方文化教育方面，宗祠功不可没。从明到清，流坑共办有各类书院28所。像《董氏大宗祠祠规》中就明确写道：“择族中子弟之聪俊者，群而教之。未成材，教之歌诗，习礼以养其性情；已成材，每季仲朔侯考校三场，以验其修。”凡是勤奋愿学的族人，如果因家庭无力培养，就由宗祠出面报销费用。以流坑的双桂房为例，它在道光年间的祠产收入为田租300多石，这笔财富，全部用于本房子弟读书，“无贫富大小，咸得取资焉”。

在宗法社会，宗祠是族中每一个人——主要是男人——的运行中心：当他们出生时，得报告族长，并将名字写入族谱；成年时，要在宗祠里由长者主持成人礼；结婚时，要在宗祠举行婚礼，祭告天地祖宗；如果读书进学，幸而金榜题名，更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必到祠堂告慰列祖列宗；倘若在世时功名显赫或是人望素著，死后便有了进入祠堂的机会，那是每一个传统中国人成功人生的重要标志。

在流坑，我看到，聚族而居的影响不仅在于遍布村中的祠堂曾经是几十代董家人的运行中心；我还看到，聚族而居的影响甚至以建筑形制的方式传递至今。

董燧是流坑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中进士后，他在多地任职。61岁那年，致仕回到流坑。那时，明初所建的董氏大宗祠已毁；在董燧的主导下，流坑重建了如今仅存几根石柱和一对石狮的大宗祠。大宗祠竣工后，董燧订立了祠规14条，其中一条要求族中父老子弟每月聚会两次，以此教化族人。更为重要的是，董燧对流坑村进行了全面的规划和布局，并形成了今天我所看到的局面——

流坑村以龙湖分为东西两部，东部为主体。董燧在东部地区布局了7条东西向的街道和一条南北向的街道，南北向的街道处于东西向街道的西端，而东西向街道的东端是乌江畔的码头，这样，河风能顺畅地吹入每一条街道；又因每条街道都有码头，交通也非常方便。在每条街道的街头，董燧建了具备防御功能的望楼；在街尾，建有大门，定时开关。这7条东西向的街道，不同支系的董氏族人各自聚族而居，以近亲和直亲的血缘关系形成的建筑群落至今仍然清晰可辨。

耕读：诗书传家

流坑远离大城市，相当长的时间里，这里是典型的农耕之地。乌江冲积形成的小平原，土地肥沃，宜于种植，只要肯流汗水，就不愁秋后没有沉甸甸的回报。传统中国一向重农轻商甚至重农抑商，农业被视作根本，而读书则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因而，耕读是最受称道的生活方式。即使是今天，在一些偏远农村，也还能看到这样一副对联：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董文广是流坑董氏的第三代，他大概出生于杨筠松为董家看风水迁居流坑之前。不过，他的大多数时光是在流坑度过的。年轻时，学养深厚的董文广搭上一只小船，顺江而下，走出流坑，希望有一番作为。不过，他没能赶上好时机：那时，他是偏安的南唐(也就是大词人李煜家族所统治的小王朝)治下的一个读书人。他来到金陵(即南京)时，发现国都竟然是一片兵荒马乱的末世迹象。于是，他打消了闻达于诸侯的念头回到流坑。

十多年后，南唐为大宋所灭。宋初，宋太祖惩五代军阀割据、武人威胁中央之教训，确定了重文轻武的国策，对读书人的待遇极为优厚。董文广跃跃欲试，并于宋真宗时期的1009年参加科考且榜上有名。然而，此时的董文广年事已高，渐渐冷却了功名之心。他婉拒了朝廷三次任命，决心留在流坑教化子弟，让董氏青年才俊一展身手。他对其弟董文肈说，“吾等老矣，不可复仕。幸而生见太平，当有子弟以儒名家”。

这样，一所名为桂林书院的学校出现在了流坑村。这是流坑历史上第一所书院。从此，在牛羊的哞叫声和村民栽秧打谷的劳动号子声里，穿插着董氏子弟琅琅的读书声。从此，流坑董氏真正走上了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最具传统中国特色的道路。

桂林书院创办仅仅5年后，董文的儿子就中了进士，成为流坑历史上32名进士中的第一个，而流坑光芒四射的科举文化也自此拉开序幕，进入了长达数百年的繁荣期。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荡开一笔，从江西这个省级范围来探讨其文化崛起之奥秘。江西古称江右，唐代，王勃称赞江西省会南昌：“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但事实上，江西人才的井喷年代却是唐以后的宋朝和明朝，尤其是宋朝。以宋朝为例，中进士者多达5365人，官至副宰相以上者27人，《宋史》中列传的143人。哲学上，有大师级的朱熹、陆九渊；文学上，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此外还有晏殊、黄庭坚、杨万里、洪皓、洪迈、周必大、姜夔；政治上，则有王安石和文天祥。以明朝为例，中进士者为2728人，其中状元18人，在全国排名第二；解缙、汤显祖、宋应星、毛伯温、胡俨等著名人物都是江西人。明朝历朝共有首辅53人，其中江西就有9个，以至于钱谦益感叹说：“国初馆阁，莫盛于江右，故有‘翰林多吉水， 朝士半江西’之语 ”。

江西文化在宋明时代的辉煌，其原因大抵如下：

首先，中原地区不断遭受战火侵扰，自东晋以来，士族南迁络绎不绝。唐代中叶以后，国家经济重心南移，江西地位随之提高。

其次，随着江西南部沟通广东北部的大庾岭道路的修复与拓宽，江西成为中原与岭南乃至海外交流的必经之地，舟车辐辏，盛极一时。

其三，由于北方人口持续南迁，多山的江西渐渐人多地少。为了在耕地不足的条件下生存，江西人就像王士性说的那样：“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幸好，发达的赣江和通往广东及沿海的大庾岭为江西人提供了外出的孔道，他们有机会奔走四方，或经商，或做工匠。冲州撞府的生涯，不仅积累了大量财富，对他们的胸襟和视野也是一种有利的开拓。

其四，经济的发达，眼光的开阔，自然会反映到文化上，那就是对教育的重视。唐代，最早的书院兴起于江西。宋元明三代，江西书院数量均为全国第一，占总数的20%到30%。两宋时，全国共有书院515所，江西占170所，高据第一(第二名是浙江，86所，江西可谓遥遥领先)。

流坑在历史上曾先后属于吉安和抚州两府，而吉安和抚州都是江西的文化重镇。像文天祥就读过的吉安白鹭州书院，在1256年这一届科考中，就考中了一名状元和40名进士，相当于一所学校的进士数超过全国的九分之一。明代，1400年和1404年两届科考，状元、榜眼、探花均出自吉安，在漫长的科举史上，这也是绝无仅有的。

流坑的科考成就放在显赫的江西也令人啧啧称奇。在出了第一个进士之后20年，流坑竟然在同一届科考中考中5名进士，也就是俗称的五子登科。这一盛事一时间传为美谈，就连流坑村所属的云盖乡，也为此改名五桂乡。文天祥在他的文章中引用此事为典：“名耀贴金，以一门而五董。”至于养育了5位进士的流坑村，专门树了一座名叫五桂坊的牌坊。这座五桂坊，徐霞客曾印象深刻。可惜，时过境迁，等到我前去寻访时，五桂坊早已荡然无存，一座莫名奇妙的据说建于“文革”时的门坊立于旧址，上面顶着一颗灰暗的五角星，门边又有谁用红笔歪歪斜斜地涂了四个字：蔬菜市场。只有几块花岗岩的基石，据说尚是宋代遗存。

与五桂坊相仿的另一座建筑是状元楼。这座建于南宋年间的二层重楼，在经过清朝后期的大修后，至今保存完整。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董德元中状元(朱熹也在同榜)。状元地位之崇高，在科举时代的中国可谓人间荣耀的顶点，比如宋人尹洙就说：即便是统兵十万，收复被契丹占据的燕云十六州，到太庙奏凯歌，也比不上状元及第那么荣耀。

董德元中状元后，当时流坑所属的永丰县在城里修建了一座状元楼作纪念；旋即，流坑村也照着永丰县的模样，复制了一座状元楼，并把它作为村子的西门。在众多民居的拥挤下，如今的状元楼已看不出有多么雄壮。不过，青砖与木楼的外形看上去显得牢固而阴沉。在状元楼大厅一侧，摆放着一架风车和其他几件农具，它们暗示着流坑的这个文运圣地，已被后人挪作他用。在大厅另一侧，建有一间小屋，屋子的墙上贴着胖娃娃之类的年画，一个年迈的婆婆坐在椅子上打盹，苍苍的白发在夕光下触目惊心。穿过大厅，一条小路向前延伸，路旁，是长势良好的菜地和一方平静的池塘。那已经是村外了。

向晚时分，我还穿行在一条条偏僻的小巷里。春雨越下越密，寒风扑面。在一栋粉墙剥落、窗棂腐坏的民居前，我看到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坐在高高的门槛上朗读课文。她那略带方言的普通话让我感慨万千。如今，流坑像许多中国村庄一样，年轻人都到外地打工了，只留下了老人和孩子。如果说，在破败的老宅里，昏睡的老人叫人联想到衰亡和没落的话，那么唯有读书的孩子，叫人联想起生机，活力和未来。在流坑，从1000年前开始的读书声，已然延续至今，只要有孩子，它还将延续到1000年以后。

财富：山水之利

非常意外和惊讶的是，宋明时期鼎盛一时的读书应试，到清朝竟然来了一个急刹车。有清一代，虽然流坑村还有20多家书院，却再也没出过一名进士，仅有两名举人和数名贡生而已，不要说无法与宋朝相比，即便与远逊宋朝的明朝相比，也是判若云泥。

细究原因，我发现，流坑科举的衰落，可能滥觞于流坑人对财富的追求。或者说，自晚明以后，流坑人对成功的认识，不再局限于读书入仕，而是更为宽泛，更为多元化。比如说，经商致富，就是另一种成功。更何况，经商致富成功的概率，要比十年寒窗苦读，万马千军过独木桥的科考高得多。

流坑人的经商事业可用四个字来概括：靠山吃山。董燧曾说，“雪华峰下三百八十四岭及吉水附来诸山皆董氏故土”。也就是说，流坑方圆多达上百平方公里的山岭及其附着物，竟然都是董氏家族的私产。这384道山岭上，竹木郁郁葱葱，乃是董氏经商最具可持续性的商品；从村口流过的乌江，又是运输这些商品的最理想的黄金水道。

当是时，董氏家族在乌江上游的崇山峻岭间砍伐竹木后，将其抛入乌江，任由江水冲到流坑，再将其绑扎成排。流坑的排称为小排，每排有树木100来棵，由3个排工放到永丰，再绑扎成300棵的大排，从吉水进入赣江，从而运到南昌或是更为遥远的长江下游的南京和上海等地。

乌江上的木排兴旺了三四百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告一段落。为了方便董氏家族的垄断，经营竹木业的商人还组建了木纲会；而排工也有垄断性组织，称为萧公会。

由竹木贸易引发的是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后果。就像《千古一村》所分析的那样：“以此为契机，使传统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业经济找到了新的发展途径，并日益取代科举制度的地位而成为流坑经济与社会的基本支柱，因而对流坑社会的变迁产生了多方面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传统中国意识里，读书做官不但光宗耀祖，而且有丰厚的经济回报；但在流坑商人看来，一个人即便皓首穷经，也不一定能在科考路上过关斩将；而依凭祖先留下的面积巨大的山岭和门前日夜流淌的乌江，要想发家致富却相对容易得多。致富以后，做官获得的荣耀，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获得：那就是捐官。以前，寒窗苦读半辈子才可能获得的官位，如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能顺利完成。

于是，有清一代，流坑村虽然没中一名进士，却也有不少用钱买来的官。流坑村里能看到的大多数建筑都是清代中叶留下的，那正是竹木商人们挣大钱发大财的黄金时代。今天我看到的那些高悬儒林第、州司马第、大夫第、登仕第之类匾额的豪宅，实际上都是商人居所，并非货真价实的官员府邸。

以往，在宗祠里抛头露面或执掌宗族的，大多是致仕的官员，但随着流坑董氏对财富的追逐与认可，当然也随着那些发了财的商人对宗族公益事业的慷慨解囊，宗族里的话语权便从官员转向了商人。这些商人对流坑的影响不仅在于修建了若干貌似官邸的豪宅，更在于他们坚持修桥补路，办学兴教，扶贫济困，以及资助族人刊印各种著作。流坑的文化与文运，便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前行；传统中国，便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存在于董合、董燧后裔们的骨血中。

余响：在兹念兹

我在流坑交错的街巷之间徘徊，出没于散发着腐朽气息的重楼深院。暮春的夜色来得又重又急，昏灯照影，高大破旧的老宅如同一只只潜伏多年的兽。

从董合迁居流坑的南唐到这个春天，1000多载的岁月弹指而过。这里曾经是传统中国的标本，那些从前的宗族血脉与耕读传家，如今，还余下满村的民居、祠堂、牌坊、书院、戏台和庙宇作为见证：在这方土地上，我们的先人曾经有过属于他们的诗意栖居。

流坑村外的乌江边，有一片绵延的香樟林，遮天蔽日的香樟树据说多达十万株，它们在这场三月的雨水里越发蓊郁。乌江静静流淌，香樟树倒映在河水里。近旁是水田，远处是森林，湿重的云朵在水田和森林上空化雾为雨，隐隐的雷声流过时，我听到了一阵阵鸧鶊清脆的鸣叫。的确，如今的流坑，就像1000年前那样，还是一个宜于人居、宜于读书、宜于耕种的好地方。只是，曾经的生活方式已经永不再来，历史的页面又一次刷新。